的概念来源于心理学，学者们研究之后发现，情绪性语言可以传递认知概念，进而对个体的情绪产生刺激。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提出“情绪广播理论”（Emotional Broadcaster Theory），从社会分享的视角进行讨论，认为情绪会像新闻信息一样通过人际网络进行扩散。在新闻学研究中，情绪传播则是指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情绪的传递，具体则指的是新闻报道的内容和表现方式会影响读者、听众或观众的情绪。新闻中的情绪传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记者的情感劳动、新闻报道的内容、新闻语言和视觉资源的使用等。通过传播情绪，新闻报道可以影响人们的态度、行为和决策，进而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发生作用。

　　关于新闻内容层面的研究是研究者们关注的一大重点，不同的学者们通过对文字、声音、图片、视频等各种各样的形式的新闻内容和生产的全部过程的实证考察，来分析和讨论新闻中所存在的“情绪”。内容和数据本身蕴含着丰富的研究价值，反映了情绪生产的相关规律。

　　新闻中的“情绪”是不是真的存在？情绪如何被“生产”出来？在新闻生产的全部过程中又是如何被设置和使用的？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一）情绪诉求

　　情绪诉求（emotional appeals）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他在书中讨论了同情、愤怒和恐惧等情感诉求的说服力。在大众媒介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概念在20世纪中期被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和莫顿（Merton）等社会科学家推广。数字媒介时代，媒体利用情绪诉求手段来报道新闻事件，而此处讨论的“情绪诉求”则指媒体在新闻内容生产中使用的吸引和说服观众的情绪方式，通过吸引观众的价值观、信仰和兴趣来创造情感上的联系。媒体通过情绪诉求，使新闻报道更个人化和与观众相关，并增加他们对故事的情感参与度。

　　有学者对美国主流新闻机构发布的关于抗议活动的Facebook新闻帖子的受众参与度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化媒体上的新闻记者会利用情感诉求使报道中的抗议活动合法化。此外，新闻报道中使用的情感诉求确实会影响受众分享。布朗（Brown）等人则分析了当时风靡海外社会化媒体的“冰桶挑战”（ALS Ice Bucket Challenge）的相关报道，研究结果为，在报道选择上，记者最大有可能采用与活动起源相关的或具有人文价值的故事。“希望”和“悲伤”最大有可能作为新闻报道中普遍表达的情绪出现，而用户则更愿意选择分享愤怒、恐惧和幽默等情绪的报道。在音频新闻生产中，同样存在着情绪设置因素。播客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有效的叙事新闻形式，能够最终靠使用亲密感和情感叙事来吸引受众。

　　针对2019年澳大利亚和英国播客奖11个入围和获奖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发现与传统新闻强调脱离记者立场的客观性不同，播客新闻利用情感和第一人称报道来建立记者与听众之间的亲密关系，从而激发听众的想象力，甚至鼓励他们参与播客的制作。有其他学者关注到了情感因素的调节中介作用，莱切勒（Lecheler）等人通过实验法，使用解放、多元文化、同化或受害四个新闻报道框架，考察公众对移民新闻的看法。研究发现情感反应可能会比认知反应更有效地影响公众的看法。解放和多元文化的新闻框架引起了公众最大的情感反应，积极情绪在移民观点的框架效应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在新闻报道中，情感修辞经常被用做情绪诉求的一种叙事策略。记者利用情感词汇、短语或图像和视频，以及使用不同的语气、韵律或其他情感修辞手段，使新闻故事更具吸引力，增加观众参与度，并影响公众舆论。

　　2013年，乔根森（Jorgensen）以塔奇曼（Tuchman）所提出的客观性战略仪式概念为出发点，认为在新闻报道中也存在着一种情绪性战略仪式（Thestrategic ritual of emotionality），即记者在报道中注入情感的制度化和系统化的实践。研究者以1995年至2011年普利策奖获奖文章为研究对象，将其作为新闻领域文化资本的标志，在新闻叙事及评价理论的话语分析方法基础上进行内容分析。研究之后发现，“情绪性战略仪式”表现在作者大量使用轶事和个性化的故事等修辞手段进行情感表达，利用消息来源描述他人的情绪，将个人的情绪劳动“外包”出去。

　　随着数字媒体的发展，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社交媒体新闻中的情感修辞。丹尼斯（Dennis）和迪亚斯（Dias）在研究中证明，数字新闻平台BuzzFeed和Vice在选举报道中借鉴了社交媒体上主观的、个性化的“情感方言”，目的是与年轻观众互动并建立联系，将情感语言的使用作为鼓励受众参与的一种资源。威尔克森（Wilkerson）等人通过修辞和文体手段以及情感诉求来审视现代政治问题，通过考察社交平台上的政治新闻，揭示了这些超党派帖子的内容和修辞与受众参与之间的关系。研究之后发现，政治帖子中使用情感呼吁的修辞会影响观众反应，从而影响观众的参与度。研究提出了“情感可供性”（affective affordances）的概念，并将情感可供性定义为“通过表征情感的技术功能来实现情感的关系设定”。

　　除了文字报道以外，图像和视频新闻中的情绪设置也备受关注。托莫拉（Tuomola）等人以芬兰语右翼另类媒体MV-lehti为例，探究媒体如何利用视觉传播来构建负面情绪，以支持其右翼民粹主义信息。研究人员通过多次细读，关注被描绘的人物、性别、种族等信息，来分析视觉新闻所传递的情绪，包括恐惧、厌恶、仇恨和不信任等。研究结果表明，右翼媒体经常利用少数族裔的图像来唤起受众的负面情绪，如恐惧、焦虑、愤怒和无力感。

　　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情绪”成为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更是信息传播的助推力量。新闻报道对受众情绪的影响将会传递到他们的社会网络，这种影响可以在社会化媒体上传播，也可以通过人际交往或讨论传递。如果说情绪感染强调的是读者或观众的情绪反应，情绪动员则强调的新闻媒介对读者或观众情绪的引导和影响。

　　1993年，心理学家哈德菲尔德（Hatfield）和卡西奥普（Cacioppo）等人提出“情绪感染理论”（emotional contagion），即情绪可以通过非语言交流，比如面部表情、语调和肢体语言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具有从他人处捕捉并“传播”情绪的倾向，形成在情感上具有一致性的群体。在某些情况下，情绪感染会导致“情绪气候”（emotional climates）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某些情绪会占据主导地位，并影响群体的行为和态度。新闻中的“情绪感染”则指的是信源（例如记者，新闻机构）对受众传递情感的过程。情绪感染可以对受众的情绪、态度和行为产生强烈的影响，甚至可以影响他们的决策。在新闻报道中，情绪感染可以用来创造紧迫感，提高公众参与度，并提高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认识。同时，记者也应该意识到情绪感染的潜在后果，因为它也可能导致信息错误、夸张和操纵公众舆论等情况。有不少研究者关注到了这一点，并对此展开了研究。

　　在数字媒介环境中，新闻转发和分享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多项实证研究证明了“情绪感染”在社会化媒体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性。金姆（Kim）通过分析《》中健康类报道的分享和转发行为数据，认为与信息效用相关的信息特征增加了用户基于电子邮件等传统媒介渠道分享的持续时间，而报道中情感的积极性和争议性增加了用户基于社交媒体分享行为的持续时间。有研究者探讨了情感在受众新闻参与（news engagement）行为中的作用。通过分析美国主要报刊媒体在Facebook页面上发布的新闻，发现尽管用户倾向于对传递积极情绪的新闻作出反应（比如点赞），但却不太可能分享或评论传递这些新闻帖。与之相反，与用户黏性活动相关的最突出的情感类型是“悲伤”。也就是说，负面情绪可能更容易在用户间发生“感染”，且不同情绪和参与度之间的联系因新闻事件的不同有着显著差异。

　　通过用户间的情绪感染，社交媒体上的新闻会引发集体情感反应，社交媒体的互动性促使用户产生强烈的参与欲望。情感性新闻消费是对新闻价值理论的补充，因为新闻是为受众消费而生产的，因此了解受众的反应方式和反应内容非常重要。研究者通过分析Facebook英文页面上的新闻，调查读者对新闻报道的反应，艾尔拉维（Al-Rawi）的研究之后发现，尽管负面新闻会在Facebook上引起更多的情绪反应，但建设性新闻仍然有发展的空间。例如，关于二战老兵与大屠杀幸存者会面的新闻报道在“爱”和“敬畏”方面引起了强烈的积极情绪反应。因此，新闻机构和记者不应该只关注负面新闻，也应该关注那些令人振奋的正面新闻。

　　媒体在新闻中使用情感诉求来动员受众采取行动，如为某个事业产生公众支持、提高关于某个问题的意识，甚至促进社会变革。当情感被充分有效地使用时，“情感动员”（emotional mobilization）可能会成为媒体影响公众舆论和鼓励人们采取行动解决社会问题的强大工具。情感动员自新闻传播活动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后真相时代网络技术的介入使之更加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2009年，学者杨国斌从情感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运用社会动员理论中的文化分析方法，对两个网络事件案例进行研究，发现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依赖的是能够激发网民情感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夏波拉（Siapera）等人试图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的角度来阐释新闻业的情感传播，发现情绪可用做政治动员的一种工具。研究发现，仇恨言论在右翼媒体中被广泛使用，以满足其经济和政治目的，构成了一种生产和传播意识形态的手段。这样的新闻报道中将仇恨情绪作为一种“钩子”（hook）以吸引读者，并在他们之间建立情感联系，进而形成一个行动集体。

　　研究还发现，仇恨言论在右翼另类媒体中的使用，有助于支持新闻业的经济模式，并为右翼政治提供支持。有研究对“抗议范式框架”进行了实证考察，发现美国部分主流新闻媒体强调情感、戏剧性和非理性，而排除抗议背后的不满、议程和实质内容，造成负面报道，阻碍公众对社会运动的支持。研究者对美国主流新闻机构在Facebook上发布的有关抗议活动的新闻帖进行分析，帮助我们理解记者是如何利用情感动员和社交媒体的参与能力，来使一些抗议活动合法化的。媒体负面框架和情感性语言的设置可能会导致一系列非合法性的抗议框架效应。

　　在空间视角中，媒体、受众及其关系形成了一种混沌的、非线性的“新闻生态”（news ecosystem）。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来看，新技术使得公共与私人的信息边界被打破，信息以原子化的姿态漂浮在吉布森（Gibson）所提出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之中，但这并不足以形成一种稳定的支撑结构，只有共通性的人类情感才能凝聚为相对稳固的数字“情绪空间”。

　　一些学者侧重考察情绪空间中公众的情绪表达，将其视为社会舆论形态的反映。社会舆论是公众对某个问题或事件的共同看法、想法和评价，而情绪表达则是公众对这些看法、想法和评价的情感表现，二者相互作用。与此同时，情绪作为连结数字交往的脉络，在舆论空间中凝聚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对公共事件的决策产生影响。

　　社会情绪被视为舆论形态的一种。公众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评论、互动、转发等行为表达对新闻事件的情绪，是公众对新闻媒介的回应和反馈。公众的情绪表达可以揭示公众对新闻媒介报道的看法和情绪，为新闻媒介的报道提供参考和指导。如同水分子凝结成云朵一般，在数字情绪空间中，“情绪表达”是凝结成“情绪共同体”的起点。

　　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模糊了传者与受者的边界，受众的情绪能够及时表达和反馈，反过来也对信息传播活动产生影响和刺激。基于情感框架模型和政治心理学理论，学者们探讨了MeToo运动背景下性侵新闻的情感框架（愤怒、焦虑、性）与不同用户在社交媒体中的新闻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且发现，在拥有更保守用户的新闻机构中，新闻情绪的色调对参与行为的影响比新闻标题的情绪色调更强。然而，在拥有更自由主义偏向的用户的新闻机构中，新闻情绪的色调与参与行为之间没有显著关联。这说明，新闻中的情感框架植入对用户的新闻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并且会促使用户进行集体的情感宣泄和表达。

　　受众群体中混杂着情绪，以此追求他们想要达成的社会目标。在海量的信息面前，受众的新闻选择权扩大，他们的新闻消费和参与等行为应该引起民主社会的重视，社会的互动行为有赖于知情公民的参与。伊勒贝克（Ihlebaek）等人对挪威社会发表争议评论的一些受众进行深度访谈，探索受访者的世界观及其建构方式。研究发现，极右翼受众往往比中间或左翼受众更加不信任既定的新闻媒体，并将新闻报道视为有偏见的。研究还表明，恐惧和愤怒是受访者对既定媒体的不信任的核心元素，他们认为客观报道在事实和情感上都具有很强的挑衅性，且他们认为自己的观点被媒体污名化为是“邪恶”的。

　　事实证明，受众对新闻的参与远比自由民主的规范理论通常所暗示的要多样化得多，往往会逃避公民义务理想所规定的客观标准。有学者从“情感规则”（feeling rules）的概念出发，揭示受众对新闻的情感期望和体验之间差异的反应。研究通过对受众进行抽样调查，提出受众对媒体的情感体验差异导致其行为变化的机制。虽然所有情境中都可能存在着情感规则，但新闻使用情境作为一个与公民理想紧密联系的场所，也是公民进行情感表达行为的空间。潘蒂（Pantti）等学者观察到，公众的愤怒情绪促使人们参与政治行动，推动为正义和认可而进行集体斗争。然而，由于愤怒与非理性和侵略密切相关，公开表达愤怒历来不受鼓励。研究者对1952年至1999年间英国灾难报道中有关“愤怒”的情绪表达进行分析，探讨愤怒、新闻实践和普通人表达政治观点的机会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愤怒”这种情绪表达为普通人批评当权者打开了一个空间，让受害者和受灾难影响的人提出系统失败和指责的问题。

　　数字媒介的发展对传统空间结构产生改变，扩大了赛博空间中人们的交往范围，使得远方的情感能够被看见和共鸣。帕帕克瑞斯（Papacharissi）曾提出“情感公众”（affective publics）的概念，用以指涉情感对公共空间的形塑。克劳斯（Krause）对传统的理性主义路径提出挑战，认为个体的情感可能会对整体的公众决策产生引导作用。新闻通过媒体报道将个人情绪公开化，并通过媒体消费再次将个人情绪个人化。当私人的情绪表达变成公众的情感结构时，公共空间中便形成了一个“情绪共同体”。

　　研究者们将情感理解为社会意义创造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是有意识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新闻媒体可以通过激发公众的情感来影响公众的行为，从而改变公众的政治观点。同样的，受众也通过新闻媒体表达个体情感，进而凝聚成情绪共同体。研究者对在美华侨的新闻博客进行分析，发现恐惧作为一种集体情感的构建具有公民潜力，因为它在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间架起了桥梁，并将流散的公众与公共领域联系起来。艾斯勒（Eisele）等学者提出“情感集会（emotional rally）”的概念来比喻数字空间中公众的情绪表达。

　　情绪是理解舆论互动和新闻内容参与本质的一个关键因素。“集会”原指个体在指定场所或固定场所为主动或被动展示与表达的目的而进行聚集的行为。研究基于奥地利COVID-19早期的新闻报道文章和评论数据集，探讨数字新闻报道中的危机传播如何影响用户评论中的公众情绪表达。研究证实报道中的政策在触发公众情绪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社交媒体不仅是快速提供信息的平台，而且还积极地让用户集体表达情感，作者将用户在网络上对政府的情绪表达称为情感集会（emotional rally）。

　　数字情感空间所具有的强大力量也导向了现实空间。在聚类标签“政治传播”的相关文献中，研究者们不仅注意到了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情绪”的存在，更进一步关注到情绪是如何被“使用”的。新闻被认为天然与政治相勾连，在具有政治议题的新闻报道中融入情绪元素，刺激公众情绪，进而影响公众对政治事件、政策和政治人物的看法。

　　在国外，通过加强情绪上的共鸣来推动政治目的的达成，是十分常用的做法。情绪政治化可以在极端情况下引发社会冲突，甚至可以推动政治进程。自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以来，公众辩论一直围绕情绪展开。有学者对愤怒等不积极的情绪如何影响英国脱欧公投进行研究并发现，在讨论英国与欧盟的关系时，积极情绪所起的作用受到的关注较少。亨克尔（Henkel）等人从语言学的视角，运用批判话语分析和评价理论对相关文本中的情绪进行考察，认为积极情绪被用来创造罗兰·巴特意义上的神话，以自然化英国反抗和权力的欧洲怀疑主义意识形态。公众利用情绪凝聚成具有某种共识的群体，进而对现实生活产生行动，甚至推动历史进程。

　　[1]朱红强,刘心雨.概念与传播机制：数字新闻生态中“情绪”研究的知识图景[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5(07):116-132.

　　[2]赵云泽,薛婷予.多重突发事件下的群体恐慌情绪传播与风险治理[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4(03):162-169.

　　[3]刘念,朱婧.谁掀动了网络情绪?——网络舆情中愤怒情绪传播的关键节点[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01):172-182.

　　[4]田维钢,张仕成.唤醒、扩散、共振：短视频不积极的情绪传播机制研究[J].新闻与写作,2021,(08):33-40.